来自中国北京中央工艺学术学院的黄国强教授，在潮洲八邑会馆举行的学术演讲兼幻灯放映会上，阐述了上述看法。

　　上述“敦煌艺术”演讲会是由本地五个团体：南洋学会、新社、新加坡文化研究会、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和儒学研究会所联合主办的。

　　黄教授对敦煌艺术素有研究曾先后四次到过敦煌作实际考察和研究。他曾在1980年参加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所举办的“我们所见的敦煌”巡回展，翌年，黄教授在哈尔滨举行个人画展并作敦煌学术报告。

　　黄教授目前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，学术委员暨书籍艺术系副主任。

　　四大要点

　　黄教授在未讲到正题前先表示，他本人是从事艺术创作，因此是从敦煌的视觉艺术谈论敦煌艺术。

　　他列出演讲的四大要点，它们是从壁画，彩塑谈敦煌的美学观念及特点。其次谈敦煌壁画，彩塑的造型特点，第三是谈敦煌的空间观念，最后是谈不同时代审美心理与艺术形式的变化。

　　黄教授说，敦煌艺术是一种共生艺术，它融合了各民族文化、思想、内容、艺术表现形式等。它把佛、道、儒聚集一体，以“和一”为主，具有多元文化特点。

　　他说，敦煌美学体现了东方的表现艺术，而它包含了西方再现艺术苦苦追求的某些东西。

　　黄教授解释说，所谓表现美学观是表现创作者对客观的认识，是主观的，也是不受客观所束缚，其中体现了物我结合，缘物寄情的精神。

　　他以中国乡下妇女作布老虎鞋子，帽子，玩具为例子说，那些老虎既像虎又不是虎，乡妇们只不过是借老虎形像之威力，表现保护孩子的心愿，因此无需讲求“真”，这之中体现了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。

　　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

　　他说，如果用西方的再现美术观点看敦煌艺术，那么，敦煌彩塑和壁画的人体之解剖，光线之应用，比例之对衬等都不对。这是因为西方再现艺术追求的是客观事物的再现，要求视觉上的真实感。

　　黄教授接着谈到敦煌艺术的造形语言。他说，敦煌艺术不追求“真”，而只追求“善”与“美”，西方美术观则以“真”与“美”为追求重点。

　　他说，在造型，形象方面，敦煌艺术追求的是“物我合一”的境界，所要达到的效果是“得其意，忘其形，随心所欲”，摆脱客观约束，借客观舒发自己的主观意识。

　　黄教授接着以“静”和“动”来解释上述观点。他说，西方注重速描人体解剖、光源等，这是从“静”着眼，东方艺术则是从“动”中着眼，注重表现神态，捕捉意境，同时表现“我”，因此根本不注重光源，人体解剖和视觉上的真。

　　敦煌彩塑和壁画的空间观念是很具“现代“感的。这是因为中国艺术家是在动中观察事物，作者动，物也在动，两者相对的动，因此不能有统一的光源，东方艺术家追求的是心灵上的空间，不是实际空间，因此也就没有了描绘实际空间的种种束缚。

　　黄教授说，南北朝时期的敦煌艺术，人大于山，水不容泛，根本不符合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，但是近大远小只是视线的错觉，不是真实。

　　他说，中国画的空间非常自由，因为它是二次无空间，平面上可以表现多种情节，而这个问题，从西方美术观点上却是很难以解决，可是中国早解决了此问题，因为它是空间是宇宙空间。

　　把立体空间变成平面空间

　　黄教授说，把立体空间变成平面空间，反而能达到四度空间，运动空间的效果，同时又不受焦点透视，单一光源等因素所影响，这是现代西方艺术所要追求的。

　　黄教授接着以京戏的舞台空间处理加以说明。他说，京戏舞台是无，是抽象的，但是通过演员的动作，让观众用自己的想像力补台上的“空”，台上明明没门，但一个迈门槛动作，观众脑中立即出现了“门”，因此表面“虚”，实际上却又见“实”。

　　最后黄教授谈了敦煌艺术在不同时代审美心理下，艺术形式之演变。

　　他说，在早期北梁时期，敦煌艺术体现了强烈的宗教狂热，这是因为当时正是兵荒马乱，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在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餐不饱食，面临着疾病、战争、死亡的威胁，人们跪在菩萨脚下时，求的是灵魂的安慰，他们只能靠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活下去。

　　他说，这时期所用的色调是土红色，而所塑造出来的神灵是冷漠，捉摸不定，充满智慧，却又远离人间的神偶像。其特点是神像瘦削修长，线条很硬。

　　到了隋唐，却有了显著变化，这时候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，所祈求的是今生今世的满足，因此，这时期的创作充满人性，造型，色彩，动作都非常柔和，唐代的动作几乎都是舞蹈动作。

　　黄教授说，这时期的造型，也从方变圆，色彩富丽堂煌，场面很大，到了晚唐，气已尽，人物胖得臃肿。

　　他说，南北朝追求精神世界，隋唐得肯定现实，有亮感，人神结合，有人性又有神意，可敬又可亲，不像南北朝那样可敬不可亲。到了宋朝，由于宗教走向衰亡，人性比神胜来得大，神像变得不但可敬可亲还可惹，人取代了神的地位。色彩也变得冷冰冰，主要以绿色为主。

　　黄教授总结说，艺术形式之变化并非一个创作者能左右的。